古时古人对琥珀的记载

国石文化 2024年03月21日 22:11 161 国石之家

汉代文献中有许多关于琥珀的记载。从文献记载来看，琥珀在此时大多被用作皇室和贵族的装饰品。简述一些文件:“幸运的是，汉武帝时，朝廷官员名叫李娟，年仅十四岁。李娟戴着琥珀并把它放在衣服里，这样就没人能知道它了。据说关节是自称的，相也是超自然的。” “此外，”赵是皇后，她的女儿* *在昭阳寺留下了一封飞燕信，说:“今天，你姐姐写了一本假的洪水书，所以请小心与35个项目，与陈的热情之心，黄金踏脚，琥珀枕头和龟纹枕头。 “根据上述记载，琥珀在当时是一种堪比金玉的珍贵之物。从汉代出土的文物来看，含有琥珀制品的墓葬遍布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山西、河北、江苏、湖南、四川、贵州等地，墓葬的主人要么是王子，要么是官僚贵族。每个墓葬中出土的琥珀制品数量都不多，由此可见琥珀制品是当时只有皇室贵族才拥有的奢侈品，这与文献中记载的琥珀制品大多与皇室有关的事实是一致的。卧兽形琥珀配饰是汉代更具特色的琥珀产品。这些小动物通常为圆形雕刻，高1-2厘米，长1-4厘米。腹部有横向或纵向穿孔，有些两者都有。这种琥珀动物形状的装饰品通常戴在项链上，项链上有动物形状和珠子形状的配饰，由煤精、玛瑙、玻璃和水晶制成。琥珀饰品雕刻师风格浑厚，用宽而深的线条勾勒出轮廓和细节特征，他们的风格简单而天真。这种配套项链多出土于汉墓，个体形状和组合非常相似。可见这种琥珀项链是当时更流行的搭配方式。汉代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琥珀印章。目前出土8件，大部分有印章和使用痕迹，只有琥珀印章的两面没有图案。大多数印章都雕刻有动物形状的纽扣，其风格与动物形状的装饰品相似。琥珀印章的形状与汉代的金印、铜印相似，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琥珀印章是从同时期的其他材料中借鉴而来的，应该与汉代其他材料印章的盛行有直接关系。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琥珀的记载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很多关于琥珀的文献。从文献中我们知道，琥珀在这一时期不仅被用作珠宝，还被用于陈设和日常器皿中，并且多为皇室所用。此时也有关于从西域进口琥珀的文献。三国时期出土的琥珀制品墓葬主要集中在江苏，均为吴栋墓葬，仅有少量琥珀珠出土。这与三国时期发掘的墓葬总数相对较少有关，甚至更多，尚未与汉晋时期区分开来。金代时期出土的琥珀制品墓葬数量较三国时期有明显增加，以东晋墓葬为主，但与汉代相比，数量仍少于汉代。由于南京在金代是政治中心，许多达官贵人聚集于此，因此出土的琥珀制品主要集中在江苏。南北朝时期出土的琥珀制品以北朝居多，以珍珠饰品为主。从出土记录来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琥珀制品大多还是小饰品，没有琥珀容器等较大器物的出土记录。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北周和北周将军李习安和他的妻子的墓。其中不仅出土了具有浓厚中国文化的琥珀动物配饰，还出土了具有波斯风格的镀金银器，充分体现了当时东西方交通的宏大，也为琥珀贸易做了很好的佐证。在风格方面，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出土的琥珀制品主要沿袭了汉代的风格，偶尔有所创新，主要是不规则的串珠和卧兽。琥珀的生产和使用仍然不广泛，而且仅限于皇室和高级官僚。有关隋唐时期琥珀的资料很少，仅在Xi东郊隋代墓中出土了一件琥珀圆瓶和一件琥珀扁圆形饰物。唐代关于琥珀的诗词数不胜数，其中多次提到琥珀被用作酒具。例如，杜甫的《赠魏右少府之谊》中写道:“掌中琥珀杯，留香酒。” ”刘禹锡的《柳水亭避暑山庄》也有“琥珀灯晒疑漏酒，水帘莹更透风。 “由于迄今为止没有出土琥珀酒器的记录，唐诗中的文体描述只能作为证据，因此不能得出唐代有琥珀酒器的结论。然而，在唐五代的《宫乐途》中有一种红色的四曲器皿，它与藏在香港梦蝶轩中的一件琥珀四曲器皿非常相似。如果能够确定，它可能是目前唯一的唐代琥珀器皿。此外，在唐代，琥珀除了 *** 器皿外，还可能有一些用途，如香炉和器皿的表面镶嵌。在唐代，由于丝绸之路，进口琥珀原料没有困难。然而，唐代出土的琥珀仍然稀少。到目前为止，唐代琥珀的出土地点有三个:一个是Xi安何家村出土的10块琥珀，它们与朱砂和珊瑚一起放在一个盒子里，应该是佛教的七宝。这与唐代佛教的盛行有很大关系，这里就不用我多说了，在《古珠概论》一书中有详细介绍。第二个地方是法门寺出土的两件琥珀袈裟，由暗红色透明琥珀制成，呈俯卧状，并刻有圆圈。齐国太夫人墓出土了147件凤凰形和天鹅形琥珀饰品。从齐国太夫人墓出土的琥珀制品来看，其题材最突出的特点是以花鸟为主要装饰图案，以圆雕、平雕加凹刻线、高浮雕等雕刻技法为主，具有一定的风格和雕刻技术水平。从题材上看，凤、鹅、鸟、蝉、花在辽代后期也非常流行，可以说是开创了辽代琥珀盛行的先河。当然，这也与辽代的游牧民族息息相关。大多数游牧民族没有专属工匠，在获得统治权力后，他们往往使用前朝的工匠和雕刻风格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创新。这里不需要赘述，下面会用辽代琥珀详细介绍。明代琥珀的记载明代琥珀与黄金、玉石、宝石等稀世之物一样，也是体现等级地位的器具之一。根据文献记载，明朝皇帝曾佩戴金玉琥珀来穿透腰带之间的犀牛。普通人的毛巾环不得由黄金、玛瑙、珊瑚或琥珀制成。明初的内阁学士，如杨士奇、杨蓉和王赢，都被授予琥珀绶带。明朝时期，云南是帝王琥珀的产地之一。虽然当时琥珀的价格并不贵，但从缅甸进口琥珀并不容易。万历二十二年，朝廷指示云南进贡200两，导致百姓家园被毁未能全部完成。因此，琥珀制品被珍惜是合理的。此外，琥珀制品也是永昌地区民间市场上流通的商品。由于琥珀制品比较稀少，当时桃胶也被当作琥珀出售。宋元时期对琥珀的记载从宋诗中的《琥珀颂》来看，宋代的琥珀除了指酒和颜色外，还被 *** 成盛酒的器具，如杯、盏、盏等。比如:“长寿菖蒲酒，金琥珀杯。” 、“太阳照得像琥珀，水涵像玻璃杯。琥珀在《琥珀》等诗歌中被提及此外，根据宋代《舆服志》的记载，琥珀几乎从宋代开始成为宫廷服饰体系的一部分。这些文件不难找到，但要与实物进行比较就更难了。宋墓中出土的琥珀制品数量稀少，难以考证。宋代初年有文献记载:“端公元年，有异佛经、青木一封、琥珀、红白水晶、红黑木念珠。” “这可能是与佛教有关的琥珀的原始记录。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大理时期，云南三塔寺的遗迹中发现了一座琥珀宝塔，这与佛教的盛行密切相关。宋代遗址中出土琥珀的记载很少，只有河南洛阳邙山壁画墓、江苏宜兴何桥琥珀珠和江苏苏州瑞光寺的一枚琥珀印章。琥珀在许多宋代文献中被列为药材，并被视为与朱砂、地黄和珊瑚一样的药材。此外，琥珀的其他用途在文献中没有表述，这与契丹人将琥珀用作珠宝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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